不足200米的红庙，聚集了近50家餐饮商户，没有城管也能秩序井然，这背后究竟有什么“奥秘”？2018年，玄武区新街口街道试水街巷治理服务外包，用物管“换下”城管，经过一年的实践，这一全省首创的城市管理模式被屡屡点赞。

网红小巷成了“全国教材”

“物业人员说话管不管用？”“违法事件如何处理？”“商户与居民发生纠纷怎么办？”“管理成本如何控制？”……近日，青岛城市管理部门来到新街口红庙，学习这条网红小巷的治理经验，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向新街口街道办事处主任史庆锋频频发问。今年以来，几乎每月都有兄弟城市来红庙取经。

街巷治理，是城市管理中矛盾最多、关系最为复杂的领域。新街口街道在全省首开先河，引入第三方企业，让管小区的物业公司来管街巷，新模式运行一年来，成效明显。

新街口街道为何要把红庙的治理推向市场？“现实情况倒逼我们去吃这第一只‘螃蟹’。”史庆锋说，2018年，红庙片区启动环境综合整治，重点打造南京美食地标。但放眼全国，出新项目一旦管理缺位，迅速回到老样子的案例屡见不鲜。“红庙绝对不能掉进这个‘怪圈’！”新街口街道立下军令状，要对出新资金的每一分钱负责，红庙必须创新模式，实现长效治理。

治理模式创新的突破口在哪里？红庙环境整治还没动工，新街口街道就已经开始研究。老办法难以在街巷奏效，能不能效仿环卫、绿化的做法，用服务外包的方式，把专业队伍请进来？街道城建城管中心主任竹军波说，出新前，派驻在红庙的协管队伍，因为要协调多个职能部门，街巷治理的直接和间接成本都很高。引入第三方力量，将有效控制成本，提高效率。而政府部门要做的，是把好考核关，用合同约束企业。

路径找到了，说干就干，新街口街道通过公开招投标，敲定了第三方企业。出新工程完工前，物业公司就已经入驻。

服务包出去，但执法权依然还在城管部门。红庙中心位置建起了综合执法工作站，城管、市场监管、派出所将端口前移，指定专人对接。街巷一旦出现违法事件，相关部门能第一时间到场。“有法律给物业撑腰，我们的管理也硬气了。”红庙物业公司总经理张家栋说。

曾经脏乱差，如今人人夸

“小伙子，电瓶车麻烦挪到停车区，这会人多，大家体谅一下。”“赵师傅，不好意思，取完餐马上走。”外卖小哥口中的“赵师傅”，是红庙物业的物管员赵长海，在这条巷子，无论居民还是商户，他的话都很好使。

为何大家都买赵长海的账？“以前这里路都没法走，现在你看，环境多好。”65岁的谈全智老人在红庙住了几十年，管理跟上了，房价也噌噌往上涨， “一年涨了将近一万，你说老百姓买不买账？”

商户也投了信任票。篱笆小院酸菜鱼上半年从网巾市搬到了红庙，负责人刘婷婷感叹，以前因为环境糟糕，回家从来不从红庙走，现在秩序好了，客流越来越大，“红庙的同行都说生意比原来好了不少，我们搬过来，就是看中这里的人气。”

百姓的获得感是新模式最好的评判标准。但一开始，红庙可没这么和谐。去年底，有商户屡次将厨余垃圾倒入生活垃圾桶，多番劝说均拒绝配合，物业最终请出执法部门予以重罚。最初的半年，类似的事情不在少数，但越来越多的商家意识到，物管是换了制服的城管，为的还是整条街巷的环境。

大棒要有，胡萝卜也要有。红庙公众号建起来了，哪家上了新菜，物业主动帮忙推荐；媒体举办美食节，物业出钱组织商户参加；为了缓和楼上居民与楼下商户的矛盾，物管把沿街楼栋挨家挨户跑了一遍，取得住户的谅解。张家栋说：“我们把管理变服务，通过近5个月的磨合，才有了现在的局面。”

城管“退二线”，物管“冲上前”。“新的治理模式下，居民、商户、企业和政府都尝到了甜头！”史庆锋说，物管入驻，推动了街道城管队伍的职能和结构调整。同时，有了物业这道“减压阀”，城管与商户之前的对立情绪得到极大缓解，“火药桶”逐渐变成“太平巷”。

“红庙模式”被就地复制

花更少的钱，办更好的事，“红庙模式”在其他场景是否适用？新街口街道新辟一块“试验田”，开始“二次实验”。

已有近30年历史的进香河集贸市场，周边环境比红庙出新前更糟糕，尤其是虹板桥南巷，停满了送货面包车。由于菜场楼上还住着上百户居民，消防车和救护车无法驶入，安全隐患巨大。

今年7月，新街口街道将菜场周边环境治理推向市场，红庙物业再度中标。双方商定管理方案，对虹板桥南巷进行物理隔离，卸货车辆只准在凌晨3点至上午8点间进入，物业24小时监管。同时，街道协调周边停车资源，解决商户的停车问题。3个月下来，进香河集贸市场面貌大变。居民主动找到物业，要求将居民楼也纳入统一管理。

新街口街道的探索，某种程度上也为物业、安保公司开辟了新的业务。史庆锋表示，如果能有更多的企业参与街巷治理，让市场充分竞争，进一步提升第三方管理水平，街道将有信心把“红庙模式”在城市管理的更多领域推广。

“创新城市管理模式，地方都在动脑筋。”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张春龙说，从效果来看，“红庙模式”减轻政府负担，提高管理水平，符合“小政府，大社会”的理念。他建议，在试点过程中，基层政府需要明确第三方企业的责权利，监管好公共资金的流向，为百姓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。（新华日报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