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公安+城管”，能否破解综合执法难题？
近日有媒体报道，广州市天河区车陂街在广东省内首创“公安+城管”为主的“天河车陂综合执法模式”。由于形成合力，短短一个月，执法效果立竿见影。据了解，天河区车陂街曾经非常难管，仅东圃大马路就有2000多个走鬼档，仅去年下半年，车陂街道城管执法队就先后有近20名队员因摊贩暴力抗法而受伤。
本月17日，广州市在车陂街召开深化推进“干净、整洁、平安、有序”城市环境工作现场会，广州市副市长、公安局长谢晓丹和广州市城管委主任、市城管执法局局长危伟汉带领广州12个区市分管公安、城管的副区长实地参观学习，拟在广州全面推广这种模式。
“公安+城管”是探索综合执法的有益尝试
堂吉伟德
城管在城市管理中无疑担当着非常重要的职责，从市容环卫到机动车管理，从工商到绿化等等，都有城管的影子。但城管无疑又是尴尬的，要管的事情多，但是法律授权不够，城管执法队虽有处罚权力，但主要工作仍以劝导为主，当遇到暴力抗法的行为，城管的强制力度不够，亟需公安以及其他行政部门的介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实现城管与公安为主的综合执法，可以有效避免诸如暴力抗法等执法困局的出现，更好的实现文明、理性执法。
然而在实践中，综合执法易出现“九龙治水”的难题，也就是管理主体多元化，存在职能重叠和真空同时并存的状况，这也使得出现了责任事故之后，相关部门都以“不归自己管”为由进行推脱，在安全生产、环境保护、交通治理、城市创卫等各个行业和领域，不同程度的存在“十几个大盖帽管不住一头猪”、“十几个部门管不好一个下水井盖”的状况。
为了解决这个难题，很多地方成立了各种“综合协调办公室”，协调各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，这对于解决环节衔接不到位、多头管理等问题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
但由于这些“办公室”多属临时性机构，措施也多是非常规化的，因而“临时起意”和“流于形式”的情况相对较重。但其作为综合执法的一种探索模式，为建立常态化、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综合执法提供了蓝本。
事实上，广州“公安+城管”为主的综合执法模式并非独创，很多地方为破解条块分割和职能混淆，已然有所尝试。从某种意义讲，这也是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的必然趋势。
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：要推进综合执法，大幅减少市县两级政府执法队伍种类，重点在食品药品安全、工商质检等领域内推行综合执法，有条件的领域可以推行跨部门综合执法。“公安+城管”为主的综合执法模式可以理解为是对这一要求的有益尝试，也是破解“九龙治水”顽疾，消解责任真空，更好的实现“执法为民”的优先选项。
“公安+城管”更需权力制约和监督
舒 锐
近年来，城管与摊贩发生冲突屡见不鲜，演变为恶性刑事案件也并不少见。一些违规摊贩不服执法、暴力抗法；也有一些城管队员越权执法、暴力执法。如此僵持的关系成为了城市重大隐患，如何破解已是各大城市不可逃避的问题。
广州市车陂街在省内首创“公安+城管”的模式，这首先是对城管执法权的加持，一旦有“抗法”行为出现，公安机关就能立即依据相关法律进行执法，形成威慑力，减少甚至杜绝暴力抗法，降低执法成本。从这个角度看，“公安+城管”模式有着积极意义。
然而，“公安+城管”模式不能仅被理解为“联合执法”，该模式若要发挥实效，一方面需要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，厘清各职权部门分工，既不能让公安成为城管的“保安”，也不能让城管因为有公安的存在就不作为。另一方面，更须有其他公权力对“公安+城管”进行权力监督。在现行法律制度里，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察机关，具有保证公安机关执法活动合法性，保证公务活动合法性等基本职责，因此，在“公安+城管”模式中不妨增加检察机关的介入，既能形成监督，也能让执法更为公信。
同时，从另一个层面看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“理顺城管执法体制，提高执法和服务水平”，可见，城管工作不仅在于执法，也在于服务。可是，目前广州“公安+城管”模式更侧重于提高“执法水平”，“服务水平”甚少提及。
小摊小贩也需要生存，任何一种可能剥夺他人生存权的执法模式都是不正义的。因此，“公安+城管”模式的重要前提就是需要给小摊小贩留下活路。
在此前提下，引进服务意识，协调各职能部门，实现“联合执法、相互监督、综合管理、综合服务”一体化，才能起到最佳的社会效果。
（来源：南方法制报）
